9月12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4年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说，教学的内容设定不能以“就业”为唯一目标，这似乎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提供一种及时的服务，但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在自弃，不是育人。因为它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原则，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大学不能沦为职业培训所，读大学更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杨玉良校长的一席话，注定让“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按捺不住。有人认为，应该尊重每个校长的办学理念，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没必要完全统一；有人极力为高职的“就业”目标辩护，认为杨校长并不能理解现在的就业形势以及大学生毕业后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还有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粗放必然导致粗俗，大学不妨勇于承认自己的“粗俗”……
观点的多元、理念的差异皆因立场、角度、圈子、视野的不同。笔者以为，大学的确应该保有独特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也需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要引领社会，主动担当文化、精神塑造的重任，而杨玉良校长也确实是站在精英教育的立场出发。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对现实的认识不清，而是大学的内涵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由此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其自身铸就的文明、文化和服务功能的一种自知之明，或曰文化自觉。其实，国外的一流大学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反观国内的高职院校，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这种“文化自觉”？是不是拥有了文化立校的自信？尚且难说。这些年，社会对职业院校的主要诟病就是“重技能轻文化”，并且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下，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究其原因，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高职院校成立的时间也不过10余年，与一些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的本科高校相比，高职对其自身的规律、特点仍然需要长时期的客观实践和理论探索，这种“先天性”不足不必闪烁其词，是高职必须正视的事实。
其实，舆论对职业教育功利主义再怎样批判，也并不能扭转这种现实。常言道，先生存，后发展。文化的繁荣是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的，这需要历史的积淀，根本无法揠苗助长。当下，国内更多的高职院校尚且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院校还正忙于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生存是其面临的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人才培养不免会忽视人文教育，“工具性”教育突出，学生仅仅被看作生产的手段，学校更像是个“加工厂”，不过是从事培养“人力”的职业培训所。必须承认，物质基础的薄弱往往是精神内涵、文化环境构建的牵绊和掣肘，拿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这类学校未免有些奢望，出现功利化的办学倾向也在所难免。
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素质的提升，是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实现，是达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最终归结为一个字，即“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的人格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不可否认，在自我摸索式的发展过程中，一些高职院校由于经验的匮乏、条件的不充分、文化意识尚未觉醒，极有可能偏重学科教育、专业教育，过分的专门化和技能化，甚至以“就业”为唯一目的，进而忽视了高职教育“高等性”与“职业性”的均衡、协调发展。
当然，在高职院校的队伍中，也存在着追求、境界和层次的差别。由于地域分布、办学主体、办学条件、办学历史、生源质量、依托的行业、企业背景大不相同，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办学层次、办学重心和发展的阶段、发展水平和服务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一些发达地区的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起步较早，声誉好，质量高，外加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放和政府政策的自由自主，其内涵建设早已从规范办学向开放办学、深层次改革迈进，甚至朝着国际化和教育创新方面发展，已经凸显了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朝着文化育人的方向不断努力。
须知，高职院校既不可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总是居于卑微、自我贬低的劣势心理。高职教育要实现“高等性”统领“职业性”，这需要“领头羊”效应，更取决于院校对自身的主观认识程度和努力水平，说白了，高职院校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会演变为文化的竞争，唯有文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笔者呼唤更多的高职院校出现这种“文化自觉”，向着一流的职业教育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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