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十上天”、“蛟龙下海”可以看到，中国顶尖技能人才的“作品”能够与世界强国媲美，但手表、汽车、机床等量产的产品质量却难以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相提并论。
有学者提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技能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稳。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目前我国2.25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
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一个巨大的问号正等待回答——中国职业教育能否挑起培养中国经济转型所需大批高技能人才的重担？
在6月3日全国政协举办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检视和探讨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边是企业大喊“技工荒”，一边是职业学校社会认可度普遍不高，培养的毕业生能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总量不足——
别把职业教育又办成“研究型”教育
“民营和中小企业当前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一些关键技术岗位，尽管有的月工资近万元，但企业依然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现在的职业院校专业及课程设置不适应企业需求，职业学校生源质量普遍较差，学生就业远离实体经济岗位，我们不能按照办研究型大学的思路，把职业教育又办成了研究型教育。”孙太利举例说，最近两年，天津一家环保企业从天津一所职业学校招了20名毕业生，可一年后只留下2人，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跳槽”到虚拟经济部门工作。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长期处于产业链条末端。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根据人社部2012年对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的分析数据显示，各技能等级岗位空缺数量和求职人员的比率都大于1，表明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这种技能人才的供需现状，为职业教育发展划出了“新跑道”。
当前的职业教育能否担此重任？“发展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职业教育的三个吸引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杨学义认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行业部门决策缺失、证书认证体系脱节导致社会吸引力、市场需求的吸引力、人才成长的吸引力严重不足。
杨学义委员以国家百所示范校之一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说，2013年录取的6316名高职生中，三本线以上的学生仅360人，只占总数的5.7%。
“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比照英国‘普教与职教文凭等值’的理念和做法，明确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相同的地位，实现普教、职教‘零差别’？”杨学义反问道，“现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与学历文凭完全并行的两种证书体制，两者之间无法衔接、转化，而且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含金量低、考核认证内容滞后，所反映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与企业岗位所需能力匹配。今后，能否构建一种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兼顾职业需求和人才发展需求，整合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要求？”
与之相似的是，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发展通道单一，也被认为是导致职业院校吸引力不足的因素之一。“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意味着技工学院毕业生无法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报考研究生。”专题协商会上，多位委员说，“这等于关闭了技能人才上升的一个重要通道，孩子当然不愿去。”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晓，作为全国政协此次专题协商会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重学科、轻技能的“研究型”倾向，有着切肤之痛。
“中职毕业生读本科的目的，是希望专业技能得到继续强化和提升，进一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和提高就业质量。然而，参与招生的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其不一致、课程体系与其不对口、人才培养基于学科体系，专业教学内容重知识传授，轻实务技能培养，缺乏培养高素质应用性和实用性高端技能人才的体制、机制与环境，造成中职毕业生在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后就业竞争力很难得到显著提升，极大损伤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利益。”刘晓委员建议，在当前困局下，国家一方面应开通学分互认，探索构建以技能和专业素养培养为主线、以就业为导向，与区域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应允许优秀公办高职院校特别是特色专业（“断头专业”）较多的学校升格举办高职本科，实现中、高职的无缝对接，确保技能与专业素养培养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与产业高符合度的技能人才，本应与产业紧密结合，但现实是，目前还没有一种动力机制调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
产教分离堵住职业教育发展的“命门”
职业教育问题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既是教育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这是在此次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几乎所有与会委员们的普遍共识。
这几年，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与此同时，国内产业迁移日趋活跃，这意味着多样化人才需求前景将更加广阔，而且产业区域重组也必将激活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和人才流动。
国内产业经济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在国内，不论政府、学术界，还是职业学校、民间都普遍认为，现有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升级和建设工业强国的需求。那么，当下的中国职业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走岔了道”？
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介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去年反映有缺工情况的企业占40%，并且缺工岗位主要集中在“生产工程岗位”；同时，近60%企业表示仍然存在招工难问题。从企业的招工计划看，有近半数企业表示计划招收“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毕业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企业缺工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说明目前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存在结构性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用工要求仍存在差距。”
“产教分离卡住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脖子。”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庆认为，职业教育本应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但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政府办学尤其是教育部门办学，行业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参与，导致培养的人才难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
不单是王永庆有这样的感受。今年5月中旬，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调研全国部分地区时发现，由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利益关系尚未建立，导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目前面临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主要还是靠熟人、靠关系来维持。
校企合作中为何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问题的症结何在？李兰委员认为，从学校来看，部分学校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设备较为落后，师资、技术力量不强，学生素质与企业要求差距较大，难以吸引企业与其合作。从企业来看，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有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认为校企合作耗时费力、投入产出比低，企业聘用学徒工所付薪酬与正式工相近，且花费人力、财力培养后很难长期留住人才。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至2013年针对每年4000余位企业家的跟踪调查显示，企业职工教育培训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在2%左右。
“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是企业的态度，政府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学校、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建立一种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认为，当前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仍处于浅层次，缺乏一种有效机制将职业教育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许多公办职业院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市场属性，过分依赖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脉之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国家应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配套等政策，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参与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来，国家同时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办学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投入、实训基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叠加和溢出效应，让企业进校园、教师进车间、教学进现场，形成“校中厂”、“厂中校”的校企联合培养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
在一次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家长质问一所中职学校校长：“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完中职后还想继续深造时发现，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便挤进去了，也是专业不对口、专业内容重复学习，你还会对读职校有兴趣吗？”——
职业教育“断头路”何时变通途
“大部分升入高职的学生非专业对口升学、中高职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重复、部分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文化基础课跟不上教学要求，这都是我们调研中发现的中高职贯通衔接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委员高美琴说，以调研的某市为例，进入高职的学生中，所读专业大类与原来中职所学专业大类相同或相近的仅为37%，部分学生所读专业与原专业完全无关。而且中高职院校开设科目特别是财经类、管理类等专业名称相同的科目重复率高达80%以上，知识点和技能点重复率达到30%至60%，“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来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这种‘断头路’问题，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高美琴所说的中高职贯通衔接上的“断头路”问题，已经从学生及家长报考职校的选择上得到了印证。
不久前，广东一所中职学校校长告诉记者，现在，读职校的学生90%来自农村，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三本考不上才去读职校”的心态来的。甚至在一次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家长曾质问我：‘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完中职后还想继续深造时发现，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便挤进去了，也是专业不对口、专业内容重复学习，你还会对读职校有兴趣吗？’”
中职高职院校何时告别被普通高中、本科院校“筛过一遍”的生源窘境？职业院校毕业生何时才能走上职业发展的通途？这是横在几乎所有职业院校办学者们心头的巨大问号，也是今年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大多数与会委员不断追问的问题。
“在国外，学生上完职校后，可以选择去工作或挣钱，几年后还能继续深造；但在中国大陆，这点目前还做不到。”高美琴委员建议，今后国家应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向上延伸，探索建构职前与职后、中职与高职专（本）科、高职专科与技术本科、技术本科与专业硕士等紧密联系的通道，依据不同专业技能养成的规律，重新修订中高职教育专业目录，明确中高职衔接专业，确定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同时，改革招生制度，使高职院校除了招收应届毕业生外，还可招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职毕业生，通过往复培训、工学交替，实现高技能人才的非连续性培养。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洪三国认为，治理职业教育“断头路”还需要正视当前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的交叉问题，考虑整合教育和培训等各类证书和资格标准，建立一种从新入职毕业生到专家的职业“进阶”结构的国家资格框架，实现学历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的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的“立交桥”体系。
搭建现代职业教育“立交桥”体系中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也是此次专题协商会委员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据黄元河委员介绍，“双师型”教师短缺是全国职业教育的共性问题。比如，新疆喀什地区“双师型”教师只占职业院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广西全区的“双师型”教师只也占其专任教师总数的27%。
“国家应尽快建立和规范职业教育教师，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的资格和评价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类别的‘双师型’教师应提出不同要求，比如学历要求、所在专业的实践工作经历、实践能力水平、应用技能水平或培训要求，以保证职业教育的教师水平和职业教育的质量。这样，既有了考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人才成长通道的贯通，又有了优秀师资作保障，解决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断头路’问题，或许为期不远。”
一边是国民经济走到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急需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一边是已实施了18年的职业教育法根本无力担负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治保障的重任——
职业教育不能“缺席”国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主动找到企业或行业，企业或行业不搭理，学校能怎么办？如果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受到用人单位不公正待遇，学校、学生怎么办？人才培养急需“双师型”教师，但学校面对能工巧匠出不去、进不来问题怎么办……
这些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下，职业教育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由于部分学校师资、教学质量跟不上市场需求、达不到学生和家长“技能改变命运”的期盼，出现了较高的辍学率。黄元河委员举例说，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广西崇左地区，职校学生流失率高达40%。
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职业院校办学者们都曾遭遇过，作为弱势一方的职业院校始终处于“双面炙烤”的境地。
“我们很缺技能人才，正在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长朱新庆介绍，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高技能人才却越来越少，长此以往，不要说产品升级换代，就是维持现状都很困难。
一边是国家经济发展对大批高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一边是职业教育发展路上绕不开的各种路障。职业教育发展的出路在哪？
实际上，在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规范政府权力边界问题上，不仅法学界一直流行着“私权利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力的法无授权不可为”两句经典的法律谚语，而且每逢推进一项系统性社会工作遭遇“肠梗塞”时，人们便对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国家制度安排寄予厚望。
对于社会各界反映出的若干职业教育发展难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从国家立法的角度，重新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了近18年的职业教育法，虽然曾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发挥过教育专门法、职业教育基本法的指引作用，但是在当前的国家发展新形势下，它是一部典型的‘软法’，根本无力担负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治保障的重任，对于职教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划分不清、执法主体不明，同时对于经费保障、校企合作等事关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
孙惠玲委员建议，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既要明确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又要冲破所有制、办学体制和学制的传统束缚，承认某些职业教育形态具有经营属性，从而完整而具体地定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要直面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确立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办学主体、不同学制的职业教育实行分类管理、管办评分离、差别化支持的原则，明确“政府主导”的法律含义，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改革职业技能、职业资格鉴定和认证制度，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和措施，使教育培训市场与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有效对接，同时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完善执法检查和督导工作的制度和机制。
对于现行职业教育相关机制和制度在某些方面的运转“失灵”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颇为关注。他说，从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到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曾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但截至2013年底，全国只有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3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实施了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这导致职业教育投入不稳定。
钟秉林以中职学校为例说，1997年中职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12.67%，中职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为11.61%，而到了2012年，两者分别下降到6.90%和7.02%。
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从国家层面建立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专门机构，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发展，设计好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与会的政府官员、委员们的共识。
但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如何从纸面走到现实，将考验各方的改革智慧。
（记者柯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