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后示范”时代的唯一路径：加强内涵建设

    摆在各院校面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是，“示范校”建设过程中凝聚的热情、干劲、合作精神以及建设成果如何固化下来？在硬件、软件建设齐步上了一个台阶之后，下一步将如何发展？面对接下来暂时的“政策真空期”，各院校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借助外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对此，在4月23日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上，与会的院校负责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指向了“加强内涵建设”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命题上来。

    或许，这就是植根在教育工作者脑海中的天然共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教育，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发展的根本离不开“内涵建设”。无论是把最迫切的社会现实需求作为出发点，还是从教育的终极目标来看，高职院校再提“内涵建设”，并不过时落伍。

    如何面对产业转型升级，重构双师型师资队伍

    不久前，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曹根基在与一位企业家聊天时，对方的一句话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这位企业家说，“现在凡是能让机器干的活儿，我不会让人去做。”目前这位企业家所在的公司有四十几个员工，主要开发自动化设备，设备的成果也运用在生产过程中，为此这家企业的用工减少了500多人。

    “我们的学生今后怎么办？”曹根基认为，我们要想提升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就必须要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必须有一支高水平、有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

    但是从目前来看，国内高职院校的师资水平在各项指标上都有待提升。

    “台湾的师资队伍70%以上是博士学历，浙江的水平大概是60%到70%是硕士学历，整整差了一个层级。”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盛健表示，并不是说博士学历就一定能教好学生，“这里存在争议”，但是学历高一点、学科基础扎实一点，对专业的系统把握能力会好一点。

    关于高职院校教师的科技服务能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志刚曾经在省内做过粗略的统计：一所“985”高校教授的人均年科研经费是100万元，一所本科院校的人均科研经费是10万元，而50多所高职院校加起来人均科研经费1万元。

    对此，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认为，学院要帮助教师增强科技服务的能力，不仅使教师成为专业教学能手，而且还要成为专业技术能手和科技服务能手。在他看来，提升教师的科技服务能力应改革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尝试实行免鉴定制度，即院校可在保证一定教学工作量的前提下，将科研工作量与教学工作量互置互换；对于实用性科研成果突出的项目，如专利的成功转让、生产，研究报告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成果获得市级以上行政部门奖励等，给予免鉴定的待遇。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国际看来，学院尤其应当为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提升搭建平台，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第一推动力。

    “省里的项目，青年教师因为基础薄弱往往拿不到，学校就自己拿钱给他们培育项目。”据他介绍，该校和一些科研院所以及区域内的高校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帮人家做，或者人家来带我们来做，这是一种‘借力’的方式”。

    “我们会做一些小的设计项目，我们的理念是培养队伍为主，经济效益是次要的。”刘国际说，“我们的切入点是以小微企业为主，尤其是未来发展比较快的科技企业，这样的话，项目数不断增加，由此形成教师们做科研的氛围，他们的科技服务水平得到提升。”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亟待升级 

    高职院校究竟培养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对此，董刚曾经对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进行过梳理，他发现对此有过多种提法：“高层次实用人才” 、“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高端技能型人才” ……

    他认为，2012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提到，“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 ”的提法更为准确和综合。该定义强调了对“技术”的要求，其包括：强调技术、注重技能、关注创新、兼顾人文、综合发展等构成要素。

    在本次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提出，高职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操作技能，而是一个优秀劳动者应当具备的综合素质。

    对此，刘国际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当前高职教育存在的不足。“我们发现，学生的技能工作上手很快，但是创新能力比较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缺乏，他们在更高的管理层次上后劲不足。”他认为，尤其是水利行业，这一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说，项目经理既要懂技术又要懂市场，我们的学生中能够胜任的不多，几乎凤毛麟角。”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对此也是深有感触，不久前他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一位印度专家说了一组数字，引发了他的深思。“说印度有6亿人口是25岁以下的，其中辍学的占了90%，只有10%的人口完成了学业，但是印度的创新能力在世界排位第57位。我们的教育指标都高于他们，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的排位是在100位以后，我们教育的弊端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有些高职教育模式是把手段当作目的。”对此，他提出，今天不仅要从岗位或职业的需求出发，而且还要从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技术消化、吸收、改良、反求、创新能力的需求出发，来作为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强化技能训练，而且要强化技术训练。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不仅要再现生产过程中应知应会的职业岗位要求，而且要体现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中“高等”的属性。除了强调技能训练之外，还要重视技术开发的训练。

    董刚认为，高职院校下一阶段应注重“项目化”教学的设计与运用，把项目作为学习任务，安排学生参与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制定富有弹性的教学计划，采用多样化的教材，组织学生真实地参加特定项目的设计、实施及管理。其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与校外实训基地群相结合，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设计环节，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高等教育的属性不能偏废，有时候我们矫枉过正，不能把高职院校办成培训机构。”许涛在与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你的专业知识是很重视的，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与专业技能相关的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团队合作精神、进取精神、忠于职守的态度、与人交往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

    在他看来，培养这些能力不是专门开设一门课程，比如职业道德课就能实现的，而是要把这些要求融入在日常的专业课程中去，这也是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重新审视。

    所幸的是，目前不少高职院校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围绕综合职业能力培养，构建新型课程体系。

    据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介绍，该校分析提炼出大类专业及各方向的典型工作任务，遵循学生认知与职业成长规律，以学习性工作任务为载体，构建“公共平台+专业方向”的工学结合专业课程体系。此外，还设计了由思想政治教育类、身心健康类、审美与人文类、就业与创业类、生活通识与通用技能类等课程群构成的公共基础课程体系，并按必修与选修方式交叉实施。